“敌后”交大与“后方”交大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交通大学 范祖德

    期次:第1502期   


















  日军占领交大校园八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约十公里的卢沟桥进攻中国驻军,史称“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7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国共达成合作,中国人民开始抗日战争。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与中国军队激战在吴淞、宝山一带。交通大学正值暑假,已无法按时开学。10月起交大借给“国际救济会第五难民收容所”,宿舍、教室住满难民,最多达到15000人。宋庆龄曾到交大看望难民。《文汇报》报导交大是“上海第一最大之收容所”。日军公开宣扬“10月25日至27日,上海战场出动日军飞机850架次,投弹2526枚”。虹桥路、徐家汇也均遭日军轰炸。交大上空经常有日机盘旋侦察。黎照寰校长在一份报告教育部函电中称:9月18日晚一枚炸弹从交大图书馆上空掠过,落在马路对面南洋模范中小学内。日方更在报上威胁交大,称“交大校园内藏有军械”,要炸交大。日本侵略军真的会狂炸学校。离交大不远的光华大学(现为延安西路中山西路的东华大学)的全部校舍就在这次淞沪抗战中被日军炸毁。
  11月5日日军又在钱塘江北岸金山卫登陆,形成南北夹击,中国军队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
  日本宪兵于1937年12月30日侵占交大徐汇校园。交大师生在此之前已撤离。收容在交大的难民被迫分别送到别的收容所。
  1938年3月日军完全占领了交大校园,日本军部和日本外交部决定将交大校园一部分交给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使用。同时成为“日本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的兵营。日军还在交大校园内喂养军马。
  被占领的交大校园遭到日军严重破坏,尤其是涉及历史文化,革命的纪念建筑设施全遭毒手。交大创始人盛宣怀的全身铜像和纪念亭被毁;李叔同书写的辛亥革命烈士白毓崐大将军的碑石及纪念塔被毁;捐建交大图书馆的民族资本家无锡荣氏铜像被毁……。1938年4月8日交大校庆纪念日,日本侵略军更穷凶极恶将校门上交通大学的校名牌拆除。
  交大徐家汇校园被日军侵占长达八年。
  抗战爆发时,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民国政府铁道部次长的黎照寰已在任7年交大校长。他兢兢业业把交大办成理、工、管多科性大学,以教学为主,开展科学研究,面向国内企业和建设需要设置系科和培养人才。七七事变前夕,民国政府决定拓宽交大服务对象,由铁道部直辖改为教育部直辖。
  卢沟桥事变起始时,黎校长和教授们已预感日军将进攻上海,7月底日军轰炸天津南开大学,黎校长一边着手“应变”,将设备、图书、物资搬出,藏在法租界,一边向教育部、铁道部提出要求内迁。8月12日教育部回复黎校长:“工程教育,最关紧要,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甚殷,所处环境可勉力进行,务望立即开学”。不同意内迁,而且要交大“立即开学”。“淞沪抗战”打响后,黎校长再次要求内迁。10月1日教育部再次否决交大内迁,并称“即在原址及上海租界内其他地点开课”。
  10月底学校特派钟伟成、丁嗣贤两教授赴南京,面陈内迁要求。11月3日终于见到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王称“不赞成交大内迁”,又说“教育部对于交大特别爱护。交大在上海有宽恕之校舍,完美之设备,如迁昆明,校舍成问题,设备不完善,形式的上课,聊存躯壳而已”。王世杰更称:“迁出者一律不许迁回,试问,贵校能对此原则永矢弗渝否?”“在租界内上学,安全尚无问题。即使上海沦于敌手,政府仍可按时将教育经费汇沪。”至此,两位教授只能离开南京返校,返回上海路上,日军已占领上海,乃又折回南京,再见王世杰,王仍称:“维持上课,不必内迁”。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同济等国立大学教育部同意内迁;就是不同意交大内迁,为什么?从王世杰谈话可看出国民党政府认为交大马路对面就是法租界,避进租界办学“方便”“安全”,并一再要交大“立即开学”。二位教授问:“中日战争随时有酿成世界大战之可能,上海变成孤岛,交大能幸存否?”王答:“世界大战余不信两年内可实现”。同时开了一张支票:“明年5月,交大内迁一事再作考虑”。
  当日军在钱塘江口北岸金山卫大举登陆,形成南北夹击,中国军队撤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杭州沦陷,交大人员和设备已无整体内迁可能,只能退入“第二特区”(即上海法租界),在艰险环境下坚持在敌后办学。
  
“敌后”办学的困境与贡献
交大被迫退入租界办学,得到上海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震旦大学校方把新建成的一幢大楼大部分借给交大,四楼作一二年级教学,五楼为图书馆,地下室权作物理实验室。现路名绍兴路上的中华学艺社借给交大作三四年级教学用房。还借了中华化学工业会、文华油墨厂、永固油漆厂、科学社以及一些居民住房的汽车间作为教学、实验以及库房之用。
  11月5日交大终于开学。由于战争在租界外长三角地区激烈展开,相当一部分外地学生和教职工来不了。但这天报到的四个年级学生仍达566人,还有89位北方高校流亡上海的学生。报到的教员131人,职员79人。
  为应对险恶时局,黎校长12月8日起多次致函教育部提出:为保护学校要成立董事会;拟请美国人福开森担任校长;对外改称私立南洋大学,以及黎照寰系中央任命人员,自不能出面接受伪命,要推一位教授出面应对等。由于南京政府迁至武汉,办学经费要从武汉后为重庆汇至上海法租界,常不能及时汇到,交大陷入困境。
  教育部部长已改为陈立夫担任。1938年2月8日教育部答复:“必不得已时,校长可不出面,由教职员组织校务委员会对外”。2月24日陈立夫答复:“学校名义至不得已时,可改为公立或私立,但组织不变”。3月7日交通部长张嘉璈答复:“改公立可以,校长勿推外国人”。黎校长在此情况下提出辞职。4月4日教育部批示:“慰留”。5月13日教育部与交通部两部长指令:“不得改私立”。6月28日,两部又表示,上报董事会章程与“部定规程不合,碍难照准”。要交大留在敌后办学,但如何应对政府已无章法。
  退入租界办学后,黎校长、教授们以及多地校友会仍向教育部提出交大应迁移办学。7月19日教育部函交大称:“行政院指令,无庸迁移”。
  在如此艰难情况下,民国政府、教育部和交通部为什么既不让交大内迁,又不下令暂停招生办学?根本原因就在于抗战需要交大学生,后方需要交大学生。特别是交大的机、电、无线电、铁路、公路毕业生极为紧缺。1938年8月14日教育部函告黎校长:“毕业生应全体送后方服务,不服从者不给毕业证书”;“来后方毕业生由教育部津贴旅费各250元。”事实上抗战开始后,交大第一届毕业生绝大多数奔赴内地工作。1938年11月记载:机械系全部分至成都、昆明、株洲等地,电机系18人分至桂林、长沙、南昌等地,土木系18人全部分配在内地。这年电机系毕业生周建南、孙俊人、徐昌裕等三人经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新中国建立后三人均担任中央工业部的部级领导。12月校史记载管理学院37位毕业生先后赴湘、鄂、粤、桂、川等地工作。
  1939年夏全校126位毕业生112位分配到内地后方工作。13位毕业生受聘航空委员会,他们从上海出发赶赴四川路遇敌人,最后11人到达,内7人徒步行至成都。
  抗战期间在上海法租界借房办学的交大能读至毕业的每年大体在120-150人左右,显然不能满足后方需要。1939年教育部提出要交大在上海增加机、电各一个班,并拟在四川增设机、电各一个班,前者交大校方研究后认为没有条件,但实际招收新生尽可能增加;后者事实上开始了在后方办交大的第一步。
  抗战八年坚持在“敌后”办学的交大,先在“法租界”后在“沦陷区”。但不变的是毕业生大部分赴后方服务抗战需要。
  退入租界后,交大将科学院改为理学院,工科各系整合成工学院,管理学院不变。“理、工、管”三院的体制保持了八年。开设课程也不变。实验部分由于实验室被日军占领,交大教授们千方百计借地方恢复实验室或借别的学校开出实验,保持交大重视实验的特点。学生的实习也不放松,上海无法安排的,如铁路、交通就去后方实习。八年之中每年招生,根据教育部规定有全国统招,也有自行招生,但不论如何,坚持质量不开后门。交大的教学传统和社会声望得到保持,这是不容易的。八年抗战,在敌后办学的交大,毕业学生约1000多位,还有几百位没有读完,中途转学、退学、休学或出国就读。他们中多年后产生一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行业领导者、管理者、党政干部。他们中还涌现出八位两院院士,中科院院士:①谈镐生(1939年机械系毕业)②吴文俊(1940年数学系毕业)③杨嘉樨(1941年电机系毕业)④徐光宪(1944年化学系毕业)⑤高小霞(1944年化学系毕业)工程院院士:⑥顾夏声(1941年土木系毕业)⑦许国志(1943年机械系毕业)⑧陈德仁(1945年电机系毕业)。
  
同心同德与日伪周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第二天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并击沉美、英在沪军舰各一艘。由于法国维希政府已受控德国法西斯政府,日军一时没有进占上海法租界,实际上日军已在法租界横行无阻。1940年2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民国政府。自称继承民国“法统”但在中华民国国旗上加了一个长三角小黄旗,上写“和平、反共、建国”,以示与重庆政府的区别。交大所处环境更为险恶。
  已处于敌后的交大校方、师生员工同心同德应对事变。1941年9月16日学校提出成立唐文治、福开森等11人组成的校董会,改校名为“私立南洋大学”,上报教育部。10月2日教育部复电:“关于学校易名之事,前已电复,准于必要时先对外改名为私立南洋大学,惟文凭可仍用交大名义”。1942年1月10日黎校长函电教育部:“学校经费异常困难,教职员生活无法维持,本年欠款超20万元”。1月19日教育部电复“务请继续苦撑”。
  1942年5月日本宪兵队兴亚院强令南洋大学校、院、系10多位负责人前往国际饭店“谈话”称:“所谓私立南洋大学实为国立交通大学之变相,未经改组即将全部财产没收”。所谓“改组”即恢复“国立交通大学”校名,接受汪伪政府管辖。其背景是汪伪政府想接管交大,装扮“重视教育”门面。7月学校召开第六次董事会,董事会主席唐文治、校长黎照寰等到会。会议议决:学校不关门,校产要保全,在不被改组,不改变学校制度,保存办学宗旨的精神下,可以与汪伪教育部联系,继续办学,经费要有着落。董事会认为这个钱不是汪伪方的,实际人民的钱,以人民的钱办人民的教学似无不可。会议推举张廷金以代校长身份出面周旋。张提出:南京方面不派人,不改变教育制度,只给经费,愿续办学校,登记、恢复原校名。南京汪伪教育部接受张的条件,并每月拨经费20万(张要求27万)。这之后10多位教师,几十位学生离开交大。张廷金(1886-1959)。哈佛硕士,中国无线电元老,交大教授,工学院院长。张廷金临危受命,在老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德支持下,不卑不亢与汪伪周旋,使处在敌后险境下的交大不被改组,不被解散,不被接管,不接受奴化教育,保持交大办学传统和人事管理,直至抗战胜利。
  在“私立南洋大学”复名“国立交通大学”后,张廷金以“校长”身份致函南京汪伪教育部,要求归还交大徐家汇校园。1943年3月17日汪伪教育部答复:经转商日本大使馆,使馆称:交大校舍“现为同文书院借用,拟请上海方面从日方移管敌产中物色相当房屋拨为该校校舍,……一时物色困难……”张廷金继续交涉。8月27日同文书院致函张廷金称:“准备交还校舍,但运送困难……”。又称“校舍大半为日军所用,应由贵校申请贵国政府与日军交涉”。11月5日,张廷金又致函汪伪教育部要求归还徐家汇校舍。12月31日汪伪教育部致函交大称:接日本驻华使馆函:“同文书院在此次事变中校舍全部被毁,乃借用交通大学校舍,此系万不得已之举,……同文书院有建筑新计划,……完成之前继续使用交大校舍”。
  张廷金多次反复向日伪索还交大徐汇校舍是要勇气的。占领交大的是日本宪兵队。宪兵队在沦陷区是出名的杀人魔窟。可光天化日下杀中国人,也搞暗杀。“暗杀”在当年沦陷区是“常态”之一。在张廷金坚持索还情况下,同文书院于1943年12月表示“赠给”中国学术文化机构日元225万,交大75万。学校决定收到后购置房屋缓解校舍困境。
  在沦陷期间,交大校方和师生同心同德与日伪周旋,保护了学校,保护了师生。对此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立法院长、交大老校长孙科说:“交大校产得以保全实属张(廷金)君之功绩”。当年教育部长陈立夫说:“张廷金见危受命,真难得之国士。”老校长唐文治认为张廷金“奉命受托维护校产,以待中央接收,其奉献之忠,卫国之诚可与前线将士相比”。
  上海沦陷后,处于敌后的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抗日斗争,但斗争形式起了变化,也摆脱了三十年代一些“左”的斗争方式如飞行集会。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交大有10多位学生参加,1940年9月中共地下党决定解散“学协”,以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及“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地下党上海市学委一直在领导交大的抗日活动,如在学生中开展读进步书籍,开座谈会分析时局,组织集体文娱活动,出版科普刊物等。从1940年起交大学生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但由于形势的快速变化,党员流动很快,没有达到成立独立支部的条件。直到1941年8月有两位中学时入党的党员考入交大,交大有了4位党员,上级党组织决定交大成立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钦湘舟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交大地下党组织再也没有停止活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交大支部有党员25人,支书吴增亮。据上海市教育党委党史办史料:“抗战胜利前夕,上海14所大学院校有中共党支部,281名党员坚持着斗争。”1944年底敌后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校学生达824人。
  
1940年在“大后方”创办交大分校
1940年秋,抗战已经三年,四川、云、贵成为大后方,民国政府在重庆也站住了脚。战时后方的军工企业需要机电人才;后方的铁路、公路需要工程人才;后方与前线、敌后的联系需要电讯人才……这些技术人才的来源,期望于培养“理、工、管”人才的交大,也属必然。但交大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敌后”,能坚持下去,已困难重重。想靠“敌后”交大输送后方急需的技术人才已不可靠。
  在重庆政府有关部门和后方企业工作的交大校友们以各种渠道齐口同声建议在四川创办交大。在他们推动下,教育部与在上海的交大黎校长函电商量后终于决定在重庆创办交大分校,并接受黎校长建议请正在重庆工作的交大原化工系主任徐名材教授出任分校主任。
  徐名材1938年离开交大奔赴重庆,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任化工处长。现在要经济部“放”徐名材,也得费一番周折,经陈立夫亲自出面,才落实。1940年9月,徐出任分校主任后立即找到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王瑞骧厂长商借该厂在小龙坎的空置厂房、职工宿舍大小60间作为分校临时办学用房。(王也是交大校友,“文革”后回到交大任教授。)王厂长一口答应。但教育部拨的经费一时拿不到,徐名材找了交大老上级交通部的部长张嘉璈,开口借款5万元。张批:“事关教育,准予照借,三个月归还”。交大分校首届本科生教育部定80人,机、电各40人,由教育部在全国统招录取学生中调配报到。
  至此,办交大重庆分校:中央教育部正式批准了;主任有了,开办经费有了,临时校舍有了,首批学生有了,独缺教师。徐名材找到了交大电机系毕业,22岁时获MIT博士,1938年回国“共赴国难”,现正在中央大学任教授的张钟俊来担任分校电机系主任,但先教“高等数学”。张钟俊夹着小铺盖去重庆,在成都汽车站碰见交大同学,留学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系的博士,现在航委会空军机械学校任教的曹鹤荪。张说:“徐名材老师在办分校,很着急,你就去看他”。曹去见了徐,徐劝他留下,曹说“我在军工系统不能随便离开”。徐说:“你别管,由交通部去调”。但军校还是不同意,还下了通缉令。后经由有关部门出面协调才了结。曹来分校先任机械系主任后任航空系主任,第一年没有专业课先教基础课“普通物理”。10月3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还给徐名材专门发了“训令”。除确认校务、机构外,称分校经费“由部直拨”,并要分校自己刻一个木质“国立交通大学分校钤记”,11月分校刻就后报教育部,教育部称“长宽各多1/2公分”,不合格,“希望重刻”。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筹建后,1940年11月初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终于在重庆开学上课了。这时学校规模:学生80余人,教员10余人。分校主任:徐名材,教务主任: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的陈章教授(兼),机械系主任曹鹤荪,电机系主任张钟俊。一年级主课:数学,张钟俊博士讲授;物理,曹鹤荪博士讲授。教学质量当属一流。高速发展的重庆交大白手起家的交大分校,走上轨道,不到一年,1941年6月徐名材突然提出辞职,说与在重庆的交大校友商量后推荐吴保丰继任。
  徐名材为何此时辞职?事由抗战需要的燃料油极其紧张,重庆政府要徐去主持重庆动力油料厂,用植物生产汽油,扩大生产满足需要。这是个硬任务,交大和教育部拦不住。徐上任后抓燃料生产达到了规模要求,供应占后方40%,英美盟军称“世所罕见”。
  吴保丰,交大电机系毕业后,留美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交通部电讯管理局局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现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兼交通部技术人员训育所副所长,所长为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兼。1941年7月,吴保丰接受教育部任命担任重庆交大分校主任。
  吴保丰上任后第一件要事是决定和落实在离市区20公里、嘉陵江边的九龙坡建造交大分校校舍。小龙坎是临时借的,实在太小,且借期也到了。吴保丰在九龙坡造了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和礼堂开会之用。造了一批教室、学生宿舍、教职员宿舍以及食堂和工房,这些均为一层砖木结构,十分简陋,但速度快。1942年交大分校就全部迁到九龙坡。
  1941年4月23日,分校决定针对战时需要和学生报考选择,电机系分为电力、电讯两组;机械系分铁道、汽车、航空、造船四组。教育部批准今年自行招生80名。二年级转学生20名。交大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设考点。8月20日,敌机空袭重庆,九龙坡试场被炸,幸未及师生。此番日机轰炸,炸死重庆市民48人,伤146名。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侵占上海租界后,上海交大85名各年级学生千里跋涉陆续来到重庆分校就读。1942年10月又有33位沪校学生来渝。
  1943年6月教育部决定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入交大。交大增设造船系。经过整合,经教育部批准交大设置: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土木工程系,航空工程系,造船工程系,运输管理系及商船驾驶专修科,轮机管理专修科。教育部与有关部同时批准成立电讯研究所并招硕士研究生。至此重庆交大的专业设置既适应了战时需要,而且着眼于战后发展,形成“理、工、管;机、电、讯;海、陆、空”。
  船校的并入,使在校学生增至1000人,且四个年级均有学生。船校校舍在江北溉澜溪。交大决定将此校舍与九龙坡有关单位置换,进展顺利,九龙坡校园增至300亩。
  
高速发展的重庆交大
要保持高质量办学的关键是师资水平。交大在重庆办分校,消息一公布,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工程技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关注。许多从欧美留学获得理工硕士、博士学位共赴国难、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重庆交大。
  徐名材和吴保丰都是视界开阔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不大的交大校园聚集了相当一批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日本归来的知识分子。
  造船工程系的叶在馥、相仁杰、辛一心、王公衡、相猷等大都留学英国。他们实际上成为现代中国、新中国早期造船工业的权威教授。
  航空工程系曹鹤荪还把他在意大利都灵大学的同学季文美、许玉赞以及留学意大利时的杨彭基,留学美国的马明德等引入交大。
  电机工程方面则有留美归来的张钟俊、张煦、倪俊,英国归来的许乃波等教授。
  机械工程方面的柴志明、陈大燮、陈熹、杨颐桂等留美归来,张有生则是留德博士。
  发展至1944年12月11日的重庆交大师生情况:在校学生1340人,教职员222人,内教授56人,副教授22人。这一规模已经超过在上海的交通大学。1945年6月30日,重庆政府行政院发布“任命吴保丰为国立交通大学校长”。
  
“后方”交大学生踊跃参军抗日
建在重庆市区20公里嘉陵江边荒郊土坡的交大校园没有围墙,宿舍几十人一大间,食堂站着吃饭,难见荤腥。教授也一样,张钟俊的宿舍,窗对着大厨房,他说:“我是最早享受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虽然是后方也照样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交大小龙坎曾遭敌机轰炸,九龙坡也曾被炸,所幸没有伤亡。许多交大学生是千里之外背井离乡投考交大,他们眼前最直接的希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1年美英对日宣战后,美国军械从西南引进昆明,美军人员也来到中国,战争需要翻译。1943年重庆政府军委动员大专学生应征从事翻译,重庆交大从军担任翻译达71人,全部四年级生,机械系最多计50名。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攻桂黔,重庆政府军委会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交大学生踊跃参军抗日,至1945年2月达到177人,占在校生13.21%。杨大雄,上海人,交大机械系四年级学生,品学兼优的班长,1943年11月响应号召参军在79军任美军翻译官。1945年6月21日,在柳州前线与美军上校一起遭遇日军,壮烈牺牲。1997年1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杨大雄为革命烈士。交大徐汇校园矗立杨大雄烈士纪念碑。
  参军的交大学生一部分抗战胜利后复学,有的就在军队中留下去。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交大学生政治生活是十分复杂的。重庆市为战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政治控制特别严。但同时中共在重庆有公开办事处,周恩来常在重庆,中共出版《新华日报》。有许多党派在重庆合法活动。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对学校控制更为严格,称“加强学校训导工作”,重庆交大建有国民党区分部和三青团组织。
  由于国共两党处于合作,1942年1月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大学里不建立中共组织”。因此重庆交大没有中共地下党支部,也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但校内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或外围组织成员如李嗣尧、吴群敢、袁嘉瑜、钱存学等。他们有的是来校前已参加地下党,或在外地中学入党后考入交大。来交大后,有的由原有关党组织单线联系,有的则失去联系。这些同志均根据《新华日报》等报刊,分析形势,了解党的抗日方针,以个人身份进行活动。
  1943年根据形势发展,经周恩来批准,由《新华日报》青年组出面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九龙坡的交通大学建立“据点”,联系进步青年开展一些活动。如组织听马寅初教授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的讲演,如参加反对故意刁难学生,一门功课39人考,35人不合格的抗议活动等。
  交大学生是关心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在进步学生推动下组织学生社团如“今天社”、“创社”、“山茶社”等,有的社团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在上海交大仍然十分活跃。
  
抗战胜利,收复徐汇校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重庆交大吴保丰校长当夜带领全校师生奔出校园游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上海交大原理学院长裘维裕教授第一个赶到被日方占领的交大徐汇校园,警告日方占用人员不得破坏。
  9月1日,重庆交大教务长李熙谋教授代表学校飞抵上海,随后民国政府教育部代表也到沪。接着与日方办理交接手续。徐家汇校园终于又收复回归。
  吴保丰校长也于1946年2月初抵达上海,在交大徐家汇校园主持校务。教育部决定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复员回沪,结束在重庆办学。当年教育部不同意内迁,坚持八年在“敌后”上海办学的国立交通大学,教育部却定为“伪”交大,学生和教职员都成了“伪”。此事引起交大师生和社会的强烈不满。以后教育部采用一些过渡办法解决这一问题。重庆的交大与上海的交大又合在一起:“国立交通大学”。1946年底交大在校学生已达2769人。
(作者为前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