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此交通大学双甲子华诞之际,“十年磨一剑”的八卷本、三百万字《上海交通大学史》(1896-2006)将于2016年4月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全景展示了上海交通大学自1896年建校以来从艰难跋涉到奋力崛起的历史过程,如实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堪称中国大学发展史的缩影。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校长张杰、原党委书记马德秀、原党委书记和校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王宗光分别为该书作序,历史学、教育学专家叶书宗、金林祥、张克非教授著专文对该书作点评。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强强合并,组建成立新的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经过六年辛勤耕耘编著而成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1952-2005),也将于近日出版。该书以学校发展沿革为经,以教学、科研、医疗、师资等方面内容为纬,全面展示了学校秉承“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治学精神,不断改革、建设与发展的历程。
《上海交大报》现推出校史出版专刊,专题介绍校史研究成果及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序一
先哲有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之于国家,是兴替之镜,正身之基,致远之源,起着“鉴往知来,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磅礴行进的今天,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积聚能量,夯筑根基,越来越注重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老师,更是“最好的清醒剂”。“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尚且要“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所大学又何尝不需要挖掘自身的历史,传承厚重的文脉?作为国史与地方史的一种延伸,校史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文化层次的鲜明体现,更是大学精神凝练的源泉所在。离开校史,大学文化建设与精神追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泱泱南洋,巍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诞生于19世纪末期,伴随中国近代化过程,它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它的历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推陈出新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120年来,栉风沐雨、弦歌不辍,百年交大的历史就如同一座富矿,每一个采矿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发掘”:人才培养的辉煌成就;各个时代师生风采和精神风貌;不同时期校长们的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名师大家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中的睿智灼见;绵延百年的校风特点和精神灵魂;学校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思考和探究。与此相关的建校背景,学科布局、专业设置、师资建设、教学传统、优良学风、筹款方式、隶属关系、对外交流、校园变化等,也都值得细细琢磨,好好品味。这是交大百年历史文化的主要构成,亦是交大人非凡创造力的丰硕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交大面临的内外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5000多亩地的多校区办学空间、近5万人的师生规模、大批海外教师的引进、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强强合并,使交大多元文化背景的特点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一所百年名校如何传承自己优良的文化精髓?如何让全体交大人拥有共同的文化烙印和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让历史的深厚和世界的宽广交相辉映,在交大的校园里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精神文化?……这些涉及交大文化内核与交大人精神基因的问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越来越需要做出回应与解答。而编纂一部真实、生动、系统、厚重的《上海交通大学史》,无疑能够为解读交大人精神内核与文化软实力提供智力支撑,也为交大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人文基石。
“盛世修史,懿年纂志”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系统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史》虽仅仅为一校之史,但其间世变幅度之大、时间跨度之长、经历曲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全国高校中都罕有其匹。如何真实记录学校的发展轨迹,如何系统梳理教育制度的演变,如何精彩描绘师生的生活图景,如何客观正确评论校史人物的历史贡献,如何科学总结百年办学的成败得失,凡此种种,都是编纂《上海交通大学史》的重点与难点,亦是对校史编纂者的巨大考验。所幸,自2006年110周年校庆之后,在以学校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领衔的校史编纂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集校内老领导、老同志、中青年校史研究队伍、校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历经十年艰辛,数易其稿,终于推出这一部卷帙恢弘的《上海交通大学史》,可谓“厚积薄发,十年一剑”。
古人云:“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翻开这部跨越三个世纪的厚重校史,重温交大往昔波澜壮阔的历程,我顿感心潮澎湃,为之动容,不胜感慨。我本人亦是上海交大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77级”学生,1982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母校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直到1994年调离交大。应该说,我先后以学生身份与管理者身份亲身经历了交大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7年岁月,对于这一时期交大学生“惜时如金”的学习热潮、享誉全国的管理体制改革、闵行新校区建设、派遣“世行生”等重大事件,都历历在目。衡诸这部《上海交通大学史》对这些史实的记载,应该说恰如其分地给予了还原与评价,较好地做到了资料翔实,持论平实,文风朴实,编排得当,征引规范。我相信,它出版面世后定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成为一部可信耐读的优秀校史。
是为序。
姜斯宪2016年1月
序二
公元1896年,在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之际,盛宣怀以“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理念,创办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以“南洋”之名立,以“交通”之名兴。“交通大学”的校名源自1921年交通部所属四所学校合并而成大学之时。当“交通”二字的实业意义在历史的演化中渐渐淡去之时,作为校名,“交通”就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在“交通”之名下,交通大学的“大学”之道承载了“储才兴邦”的建校理想,光耀了“当为第一等人才”的办学理念,“傲立世界之巅,为民族谋进步,为人类谋福祉”,育人不辍,英杰辈出,成就了交通大学跨越三个世纪的辉煌,也让这座学府拥有了“天地交而万物通”的胸怀、气度及其独有的风格。
如果追溯到更远,中国传统文化对“交通”的理解源自庄子所云“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阐释的是一种宇宙观和价值观,是对宇宙万物和谐共生的哲学认知,是对自然规律的独特感悟。而“大学”一词的英文发源于中世纪西方都市生活及城邦初现时的拉丁文词汇“Universitas”,意指授予学位的由学生、教师和学者组成的多学科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因此作为一所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交通大学正是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中国传统之“交通”、现代西方文明之“大学”铸就的“交通大学”是历史与文化的交汇,也是思想与实践的贯通,所以成就其卓越,成就其辉煌。“交通”为名,“大学”为道。“交通”是校名,更是一种办学之道,真正让交通大学卓尔不群的,正是这种“天地交而万物通”“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的办学之道。
大学是称谓,更是传承和创造的所在,真正让交通大学戮力同心、思源致远的,正是这种对大学精神、大学存在之根本意义的不懈追求。
在这样的大学之道下,交通大学自建校至今,无论世易时移,都赫然屹立于中国第一等学府之列。即便是几经辗转迁移,历尽艰难困苦,我们仍能在“上下交而其志同”的传承中坚持自己永恒的追求。如今,集校史研究者多年心血编纂而成的八卷本《上海交通大学史》付梓出版,正是向世人展示交大人独特的情怀和追求,百余年的交大历史证明了:
交大是一所有追求的大学,交大人一直把感恩和责任放在首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之交汇贯通是我们无时或忘的职责、本分和事业。交大人以发现和传播真理为己任,即使前路漫漫,荆棘丛生,交大人上下求索,从不懈怠。
交大是一所有灵魂的大学,交大人一直在追求思想的深邃。正是因为这种深邃,让我们拥有了宁静和淡泊,远离了喧嚣和浮华。“脱心志于俗谛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勤、朴、忠、诚之交汇贯通是交大人行为之准则。
交大是一所有思想的大学,交大人一直在追求文化的引领。“交通”之名赋予我们的是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相交相通之所在,更是阔达天地的视界和理想。交通大学聚天下之英才,攀智慧和思想之高峰,引领民主、科学和文化之发展。
回顾历史,交大的前辈先贤创造了无数的光荣。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将办学与救国紧密结合,将求真与务实融为一体,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信和勇气站在时代最前沿,引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无数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面向未来,我们的梦想是把交通大学建设为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科技成果和人文思想交相辉映,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中,贡献卓著的大学!
“交通”为名,“大学”为道。交通大学的理想与风格、价值与追求将会成为真正的永恒。
张杰 2011年2月 第一稿
2016年1月修订
序三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创建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一百多年来,上海交大几度坎坷,历经沧桑,凝练积淀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国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各类专门人才,其中包括许多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政治家、科学家、实业家、工程技术专家,可谓“桃李满天下,英才遍五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全体交大师生医务员工的奋发努力,百年学府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诞生于黄浦江畔只有数十人的南洋公学,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并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稳步迈进。
盛世修史,继往开来。上海交大的辉煌办学历程,既是一部承载着百余年来全体交大人励精图治、薪火相承的奋斗史,又是一个不断激励当今全体交大师生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库。上海交大历来重视校史研究与宣传教育,注重记录保存学校的发展轨迹与办学经验,更注重从中吸取不竭的精神动力。
自21世纪初年,学校将校史研究纳入大学文化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成立了校史编纂委员会,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校史研究专著,如《上海交通大学纪事》(上下卷2006)、《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2006)、《老交大名师》(2008),在教书育人、对外宣传、自身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今,这部记载交大办学历史足迹、约计300多万言的《上海交通大学史》出版面世,这是学校校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更是向建校120周年的一次献礼。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大家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一所著名的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物质条件,更要有一流的大学文化,要有经过历史沉淀又独具特色的传统风格、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形成引导激励全校师生的内在动力,这是一所大学的精髓和灵魂。建设以创新文化为主导的交大文化一直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交通大学史》所记录的办学轨迹、展现的教育成就、总结的经验成果,正是上海交大精神文化的载体和底蕴,也是创建交大文化的根本与源泉。这部校史必将成为建设一流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必将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育具有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大学的精神与文化传统对人才培育影响至深。《上海交通大学史》在梳理交大的发展脉络过程中,发掘了大量鲜活的历史事件、见微知著的师生校友轶事,提炼出真实历史背后所蕴含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这些都将成为莘莘学子成长成才的生动教材,有利于学生提高对“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内涵的理解,真正让“责任”成为凝结在每一位学子血液中的精神,成为一代代交大人不变的信仰。
《上海交通大学史》的出版,为广大师生、校友、教育同行以及社会各界关心交大发展的人士,提供了一部了解学校悠久历史和精神文化的优秀著述,也为交大自身大学文化建设、人才培育等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精神载体。在新的历史阶段,在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中,期待全校师生医务员工以更高境界、更大情怀,求真务实,努力拼搏,敢为人先,与日俱进,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马德秀 2011年2月 第一稿
2016年1月修订
序四
巍巍学府,百年交大,历史是沧桑,也是明镜。上海交通大学一百多年来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年兴衰相伴而行。交大“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跻身强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深深的印痕,积淀了众多精神财富。交大从艰难跋涉到奋力崛起的历史过程,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历史场景,谱写了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对交大百余年校史的发掘与研究,并尽可能完整地编纂成书留存于世,既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也是一部用案例教育世人的哲学。总结和继承办学传统和经验,鉴往知新,启示后人。交大是谁、交大从哪里来、交大要往哪里去,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读,对于正在走向世界一流新征途的上海交通大学可以提供诸多有益的启迪。
峥嵘历程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自21世纪初开始,组织力量编写《上海交通大学史》,真实完整地记录学校从1896年至2006年共110年的办学历程和发展轨迹。经过十余年、十余位研究人员参与的编纂工作终于完成。110年的历史演变似行云流水,又波澜起伏,激发我们无限感奋,引发我们长久思索。
上海交通大学始建于1896年。其时,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内忧外患,国难深重,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中国近代实业家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呈奏《请设学堂片》,拟于上海创办南洋公学,造就政、法、商等兴国人才,获得清政府批准。从此,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在上海徐家汇创建,招生办学;先后设立师范院、外院、中院、特班、政治班及译书院、东文学堂等,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探索从初等、中等到高等教育的办学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学制之肇端。清末民初,国内实业扩充,工商方兴,迫切需要高级实业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学校及时调整方向,兴办工科,先后设置的铁路科、电机科、航海科、铁路管理科等在当时均为同类大学中仅见。孙中山曾来校为学生演讲,表达他“强国强种”的勃勃雄心,提出了10年筑成10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计划。
1921年,学校正式定名交通大学。由于政局动荡,学校虽曾几度更名,但坚持培养交通实业人才的宗旨不变。1928年,学校划归铁道部后,办学经费充盈,校园规模扩大,办学成效显著。30年代,学校继续延聘名师,添建校舍,拓展学科,成为以工科为主,兼重管理、理科的全国著名理工科大学,有“东方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抗日战争爆发,交大师生在上海、重庆两地坚持办学,历尽艰难险阻,恪守交大办学宗旨,培养了大批战时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涌现出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斗士。抗战胜利后,交大复员上海徐家汇原址办学,迅速恢复和发展理、工、管相结合的院系建制。爱国师生为了追求民主权利与社会进步,先后开展反“甄审”“护校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斗争等爱国民主运动,交大成为沪上的“民主堡垒”。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交大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学校坚决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积极参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师生们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纷纷投入到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之中。1952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交大许多学科及相关师生调往全国各地,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布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55年,国家决定交通大学西迁;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下,决定交通大学分设两地,分别为交大(上海部分)、交大(西安部分);1959年,中央决定交大(上海部分)和交大(西安部分)分别成为独立办学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1961年,中央决定上海交大划归国防科委领导,成为一所国防工业高等学校。1966年,在“文革”的灾难中,学校工作全面中断,日常管理陷入混乱,知识分子成为批斗对象。校内外“造反组织”相勾结,批斗矛头直指广大师生和“老交大传统”。许多教师和科技人员忍辱负重,排除干扰,为国家教育、科技事业默默奉献,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贡献。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交大师生在拨乱反正中率先批判“两个估计”,交大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创了新局面。上海交大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和挑战,力求重振雄风,再现勃勃生机。交大党委带领全校师生积极探索并实践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为学校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想基础。打开国门,走出校门,交大教授组团出访美国,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支访美的高校代表团。80年代初,上海交大划归教育部直属,学校恢复理学科、管理学科,新建文科和新兴学科。1984年,邓小平亲自接见上海交大干部和教师代表,热情鼓励学校的教育改革。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上海交大的改革。90年代开始,国家加大投入,加快建设闵行校区,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上海交大进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
在全球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江泽民两次为母校题词,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上海交大,批准实施国家旨在提升一流学科水平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985工程”。随着综合实力增强,学校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发展战略。跨入21世纪的上海交大发挥学科人才优势,利用大型企业的投资实力,得到闵行区政府的支持,实行大学、企业、政府三方战略联合,创建了由大学园区、研发基地、生态社会组成的“紫竹科学园区”合作新模式。交大借力及时拓展闵行校区,校园面积扩大至近5000亩,顺势推进闵行校区二期建设,把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与新型校园的建设紧密结合,于“十一五”中期实现了闵行主校区的全面竣工和办学重心的顺利转移。1999年,上海农学院并入交大;2005年,上海交大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上海交通大学。目前,上海交通大学已成为一所拥有理、工、农、医、文、法、管等学科,并拥有大批科学研究机构、众多附属医院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稳步迈进。
纵观上海交通大学的发展历史,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
今天,我们以学校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为线索,编纂《上海交通大学史》,全书共8卷,依学校自身发展阶段划分为8个时期,每个时期1卷。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分为4卷,之后分为4卷。全书共300余万字,约1000帧照片。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我们既注重历史真实性、可读性,更关注学术性、科学性,努力写成一部史料翔实、结构合理、观点鲜明、文风活泼的史学著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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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上海交通大学史》记录办学历史,展示育人成果,总结经验得失,是学校建设一流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校史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对于一些历史事实的分析见解可能会有新的认识和结论。上海交大的校史研究工作还将继续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宗旨,不断推陈出新,展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学人足迹
解读校史,值得自豪的是,百余年来,上海交大拥有一大批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校长,拥有一大批学识卓越、众望所归的名师、学者,拥有一大批走出校门后为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莘莘学子。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校长、教师和校友们留下许多精彩纷呈、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的历史印迹,共同铸就了百年交大的历史丰碑。
第一,交大有一批志存高远、精于治学的校长。一代又一代掌校者为办好交大,为交大的建设与发展竭尽心智、巨擘鼎力,造就了学校的辉煌历史。
他们始终坚持“兴学强国”的教育观。一百多年前,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国”,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培养“经世济国”人才的思想。唐文治倡导培养“求实学、务实业”的救国人才,要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
叶恭绰、黎照寰等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着力培养“实业计划的实行家”、“高深建设专才”,以使中国摆脱贫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统一布局下,学校围绕培养多科性工科人才、国防工业人才的任务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学校顺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以“继往开来,勇攀高峰”的精神,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制定并实践了“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学科领域不断充实与拓展,逐步形成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交大人就是这样,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始终把自己的荣辱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们始终主张“第一等人才”的培养观。唐文治提出了著名的“第一等人才”的培养观:“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争第一”的思想成为交大百余年来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交大的“第一等人才”,明确以德育为前提和基础。唐文治曾说:“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然或忘身徇利,一旦名誉扫地,譬如基础未筑,则屋宇垣墉势必为风雨所飘摇而不能久固。”长期以来,学校除了专门学科的培养,还注重学生的人格养成。张铸、黎照寰都提出,“注重知识的获得,身体的锻炼,道德的修养,充分准备一切,务使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之人,斯有不朽之事业,此教育之本旨也。”20世纪50年代,彭康强调人才培养“要有明确的方向,这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人民科学家,才是最大的政治。进入21世纪以来,交大十分强调青年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为人的全面发展着力打造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
他们始终坚持以世界先进的办学水准为追赶目标的发展观。唐文治的办学心愿是“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叶恭绰认为交通大学与欧美大学“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黎照寰力求把交大办成一所国际著名大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江泽民为母校题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努力把上海交大办成第一流大学。”1995年12月,江泽民再次为母校百年校庆题词:“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恰似春雨甘霖,润物无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上海交大人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他们始终践行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奋斗观。交大在一百多年办学过程中,一路坎坷,几度危难,曾多次面临中途夭折的困境。但是,掌校者一次又一次坚韧不拔的努力,擎大厦于将倾,挽学脉于临危。首任校长何嗣焜为学校的创建呕心沥血,伏案发病,溘然长逝。1902年底,袁世凯趁校内学潮之机,企图迫使学校停办,盛宣怀不甘校业就此夭折,千方百计筹措办学经费,维系学脉。民国初年,百废待兴,学校又面临经费无着的状况。唐文治带头减薪,师生同舟共济,终于渡过难关。20年代,军阀混战,时局不稳,淩鸿勋临危受命就任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竭力维持校基,终使学校得以承续。抗战爆发后,黎照寰、张廷金、徐名材、吴保丰等主校者,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坚持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办学,力保学业不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经历了院系调整、迁校等重大变动,学科、师资、设备等实力大为削弱;又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破坏,上海交通大学的规模、层次一度明显处于国内著名高校之后。“文革”结束,恰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交大领导班子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机遇,坚持改革开放实践,在激烈竞争中迈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获得社会认可和国家支持。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面对复杂的局面能够做到独立思考、积极应对,在一次又一次的机遇和挑战中坚持拼搏,力争最好的结果,这正是交大掌校人的基本素养。
第二,交大有一批树人育才、众望所归的名师、学者。交通大学一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以拥有高水平的师资为办学之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如胡明复、周铭、徐名材、裘维裕、胡敦复、唐庆诒等著名教授。40年代,交通大学在重庆期间,条件十分艰苦,仍然吸引了包括张钟俊、曹鹤荪、辛一心等在内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青年英才来校执教。正是先贤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交大的百年基业。
他们具有心系国脉、底蕴深厚的爱国情怀。学校创办初期,所聘用的教师大多为中国现代第一、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又受到新思想的启蒙。在当时腐朽落后的社会现实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面前,他们抱有强烈的救国、报国之志,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坚持独立人格和职业操守,视安贫乐道、坚守节操为人生追求。他们在风雨变幻的时局中,守望真理,矢志不移,决不以原则做交易,不辱教师之神圣使命。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曾向封建势力争取学生的民主权利,未果后愤然离校,另组“爱国学社”接纳辍学学生。抗战爆发,交大教师“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有的忍辱负重坚守教师岗位继续传道授业,有的宁可失业不向伪政权弯腰,有的历尽艰辛远赴重庆任教。上海解放前,为保护爱国学生躲避反动军警的追捕,吴保丰、王之卓都曾用校长汽车把学生送出校门到达安全地带。新中国建立后,交大教师以极大热情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很多交大人告别大上海,毅然奔赴祖国各地艰苦创业,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贡献。“文革”中,教职工不满“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大多仍旧坚守业务岗位,取得众多科研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交大师生群情激昂、解放思想,率先提出否定“两个估计”,重新恢复“老交大传统”,焕发学术青春,抢回“文革”中失去的宝贵时间,积极开创教学、科研工作的新局面。
他们具有学贯中西、能文能武的真才实学。交大教师大都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背景,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具有在工商业或政府实业部门的工作经历。他们不仅始终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动向,而且善于应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交大教师为中国工程教育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把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实际的应用能力融入教育与教学,用严格的学术精神开展大量丰富的实践教学以资验证,这些都是交大教师的显著特点。校友们回忆,交大的“实验教育这个过程教导你如何创新”。既有高深学问,又有实际才干和经验,学贯中西、真才实学成为交大教师的基本特征。因此,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就成为知名高等学府,被誉为“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他们具有传道授业、德技双馨的人格魅力。交大教师融“传道、受业、解惑”于一身,不仅教书,而且言传身教如何做人,把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教化、修养情操一并传授给学生。在他们心里,爱国家就是爱交大、爱学生,就是兢兢业业地上好每一节课。授课时,逻辑缜密,析理清晰,出神入化,精美绝伦,讲解科学理论游刃有余,说明实际问题信手拈来。多年以后,学子忆此仍然津津乐道:“如痴如醉,大有孙猴子在听菩提祖师说法时的闻得大道那份喜悦。”邹韬奋回忆国文教员沈永癯“尤其受他的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是我一生做事所得力的模范。”钱学森在晚年把陈石英、钟兆琳两位老师视为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感悟“师恩永志于心”。众多学子在人生重大转折关头都得到交大教师真诚地呵护与无私的教诲。20世纪80年代后,交大的唐坤发、晏才宏、金正均等教师业务精湛,教学执着,深受学生爱戴,即使遭受病痛折磨,仍然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学生怀念曾继铎教授,撰写对联,上联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桃李满天下”,下联为“不谄不媚,傲骨铮然,浩气留人间”,横批“一代名师”,可谓对交大教师学识与人格的高度概括。
第三,交大有一批秉承校风、勇于担当的莘莘学子。古今中外,校友是学校的财富,是母校的骄傲,交大更甚。交大学生的心声是“今天我以交大为荣,明天交大以我为荣”,莘莘学子带着“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母校情怀离开交大,走向社会。
他们传承着优良的爱国传统。叶恭绰校长回忆道:“交大学风,素称淳实”,“本校学生,潜心努力,有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之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辛亥革命前后,校友唐榕柄在广州、白毓昆在滦州,一南一北,响应革命,后均英勇就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中,交大学生都积极参与。在抗日战争及历次革命战争中,交大学生挺身而出,前赴后继,一些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侯绍裘、陈虞钦、邹韬奋、费巩、杨大雄、杨潮、曹炎等革命英烈长眠在上海龙华、南京雨花台、重庆歌乐山及各地烈士陵园之中。1945年后,交大的爱国进步学生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为争取民主进行顽强斗争,穆汉祥、史霄雯惨遭杀害,烈士安葬在交大徐汇校区的校园里,竖立纪念碑,成为永远的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交大毕业生满腔热情在祖国各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涌现出无数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黄志千、华怡等是他们的突出代表,成为交大人学习的楷模。
他们发扬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探索科学、坚持真理是交大人的不懈追求。物理学教授裘维裕曾说:“大学的使命,是要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种训练,毕业之后,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担负,都可以胜任。”交大人把求真务实作为毕生的行为准则,处理问题喜欢“较真”,先要弄清道理再下结论。物理系1947年毕业生胡国定体会到,交大的学生“对复杂的新事件,总要先独立思考弄清楚问题,再下决心怎么去做。这就是交大的‘慢热’”。许多校友回忆说,交大培养了我们独立工作能力,交大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做研究;独立思考,遇到问题自己去解决已成为交大学生的习惯。这也是他们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素质基础。百余年来,在献身科技事业的交大校友中,有“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徐光宪、王振义等;还有我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发明者周厚坤,第一台变压器的设计制造者周琦,第一台发动机的设计制造者支秉渊,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设计制造者黄志千、“歼-7之父”屠基达、“歼-8之父”顾诵芬,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的设计制造者王希季,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的总设计师许学彦,第一艘核潜艇的设计者黄旭华,第一台自主设计与集成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总设计师徐岂南,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等等,他们的业绩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展现了始终如一的实干风格。求真务实是交大师生最鲜明的风格。学生在校经过严格的科学培养和精准的实验训练,深植实事求是的思想根基。唐文治校长提出“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要求;学校逐渐形成了“务朴纳,汰浮华,好实践,恶空谈,学则中西并重,而以实用为归”的校风。百余年来,交大的学子遍布各行各业,上天入地下海,声光电化齐备,既是先锋队,逢山开路、过水搭桥;又是螺丝钉,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交大学生崇尚实干、不骛空谈,敏于行,讷于言,能摈弃浮躁,作风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已成为社会口碑。
1926年10月,在学校30周年校庆时,为感谢培养之恩,原师范班校友捐建的自流井取义“饮水思源”赠予母校;此后,“饮水思源”碑矗立在交大校园,成为交大标识,代代相传。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校友纷纷回校,关心母校的建设与发展,许多人捐资助学,回馈母校,一幢又一幢由校友捐赠的建筑物出现在徐汇、闵行等校园中。地球虽大,“饮水思源”亦如磁石般吸引着天涯海角的交大人遥相呼应。“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一种承诺,它把质朴的感恩与交大人扎实勤奋的事业心紧紧联系在一起;“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一种情怀,它把道德、理想、情操与交大人崇尚的价值观紧紧联系在一起;“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一种境界,它把学子与母校、个人与国家、民族与人类、历史与现实、科学与进步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凝聚成交大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代又一代交大学子,带着他们的智慧、学识和人生理想,走向大海,走向蓝天,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无论是风雨如晦的年代,还是奋发图强的岁月,无论是工业现代化的召唤,还是改革开放奔小康的实践,无论立足国内,还是走出国门,他们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显身手、展才华,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热血青春回馈祖国、回馈社会、回馈全人类。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蔡锷、王宠惠、蒋梦麟、邹韬奋、陆定一、汪道涵、钱学森、周建南、吴文俊、徐光宪、李天和、江泽民、葛守仁、王振义等都是交大学子的杰出代表。数十万交大人足迹遍及海内外,他们把交大的拼搏精神与实干作风带向四面八方。
思源致远
2006年,上海交大建校110周年之际,江泽民再次为母校题词:“思源致远”。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交大百年传统精神相结合的高度概括。
“思源”最早见于北周庾信的《徵调曲》:“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表达了人们质朴的感恩情怀。“致远”在《周易》《论语》中均有表述,最著名的应为诸葛亮《诫子书》中“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交大人为“思源致远”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思源”,凝聚着交大人对于自然、人文和社会的深厚浓重的历史观;“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被广大师生和校友们公认为交大校训。除此之外,交大人常思社会历史之源,常思人类认知之源,常思科学探究之源,寻求探索真理、开拓创新的力量源泉。“致远”,彰显出交大人刚毅淡定、高瞻远瞩的发展观。盛宣怀办学时就提出:“窃惟时事之艰大无穷,君子以致远为重。”黎照寰校长则教导学生:“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具此三者,始能任重致远,为国效劳。”20世纪初公布的《上海交通大学章程》提出了学校的使命: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思源致远”,引领着交大人在学校建设、国家自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树立应有的境界、胸怀和高尚追求,承担起作为一名交大人必须承载于肩的历史责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回顾上海交通大学所走过的一百多年历史,怎不令人浮想联翩。历史长河,征途漫漫,交大人闯过了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面向未来,交大人仍将不懈求索,勇于面对一次又一次机遇和挑战。历史已证明,交大人必须同舟共济、结伴前行;再铸前程更要求交大人别无旁骛、同心协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代又一代交大人共同的梦想。在此,我们谨以这部《上海交通大学史》奉献给每一位关心和热爱交大的师生和朋友,让《上海交通大学史》成为交大历史丰碑上的又一块基石,承百年薪火,续千秋伟业。
王宗光 2011年2月 第一稿
2015年12月31日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