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参加航天部项目鉴定会后与助手和学生们在浙江省千岛湖合影
1995 年，何友声院士与他指导的博士生们在一起
2010 年在国际水动力学学术会议上与美国工程院院士吴耀祖（前排左一）交谈
何友声院士是我国高速水动力学和出入水研究先驱，他进行的水中运载器与鱼雷高速出入水研究，突破水气干扰的重大难题，不仅有力支持了水中兵器型号的开发，还取得了上千万的经济效益。同时他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执教50余年，培养了大批人才。
立志改变海洋事业的落后面貌
何友声院士喜欢贝壳，他每次去海边，都要从沙滩上捡些美丽精致的贝壳回家，冬天的时候放进养水仙花的瓷缸里，清水中的贝壳会再次闪现出生命的光泽。
“我喜欢贝壳，它们是大海的产物”。幼年的何友声，每年都会随父母回宁波看望奶奶。坐轮船往返于沪甬两地，大海的波澜壮阔，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并让小小的他爱上了海洋。
何友声1931年出生于宁波，4岁随父母迁居上海。何友声之父何仰之，当药铺学徒，尚未成年，只身到上海谋生，稍有积累后合伙经商，一生经营机油业。“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何友声和母亲生活动荡，几经迁居，直至1943年，才定居沪西。
何友声家文化底蕴薄，母亲不识字，父亲也只读过几年小学。何友声是长子，家里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自幼贪玩好动，小学时，每天放学总是弄得泥猴般地摸黑回家。1944年1月，何友声进市立晋元中学就读，直至高中毕业。读小学时多靠强记硬背，他对学习真正感兴趣是从中学学习平面几何开始的。几何题的严密逻辑推理，多方位的思维训练，常常让少年时的他体会到山穷水尽而后柳暗花明的快乐。此后，何友声对数学和物理特别感兴趣，尤其钟爱概率、代数不等式、三角恒等式、力学和几何光学等内容，而对化学课非常厌恶，觉得它枯燥、不讲道理，还得死记。读高中时，同班有好几名喜欢数学的同学，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热烈讨论，何友声在这里开始受到了探讨问题的熏陶。
1948年底，何友声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晋元中学毕业，并获全市市立中学十奖之一。毕业后等待高考的半年里，父亲建议他去舟山群岛亲戚家短住，顺便了解渔民的生活。
当时，舟山虽是国内最大渔场、世界四大著名渔场之一，但渔民捕鱼还只靠原始帆船，渔获有限。渔民在海上打鱼时间长，渔获易腐烂变质，为能在海上多呆几天打鱼，他们不得不向在海上兜售的商人买冰块；鱼打回来后要趁变质前卖出，他们又不得不以低价卖给鱼商。几经剥削，辛苦赚来的钱仅够维持短时间生活，之后又不得不再出海。每遇台风过后，常会看到渔民家眷在海边恸哭葬身大海亲人的悲惨情景。
在宁波和舟山生活半年，对何友声触动很大：“那时我觉得我们的海洋业太落后，渔民生活太贫困，所以立志要改变海洋事业的落后面貌。”
1949年，就在上海解放后，何友声一连报考了北大、同济、圣约翰等大学，不久喜讯连连，他先后收到了这些大学的录取通知。因没有造船系，他放弃了北大，而选择同济大学，憧憬着有朝一日驾驶自己设计的巨轮遨游在蓝色的海洋。
从小问题做起到学有所成
学造船是何友声的第一志愿，他在同济大学造船系如鱼得水。其间，他翻阅了不少国外的造船期刊，虽然有很多东西不懂，却感到很过瘾，心里总想着，要是将来我们国家也能造出又多又大、漂亮威武的船该有多好。
在学习过程中，随着专业知识的逐步积累，何友声的心头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造船专业中所用的公式和方法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为什么在中国书籍和造船手册中提不出一项中国人自己的工作？外国人提出的理论、公式和方法就那么完美无缺、无可挑剔吗？这些现状，激励着意气风发的青年何友声更加努力地去钻研学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批建设人才。1952年，何友声念大学三年级，满腔热血的他和同学们听从祖国召唤，提前毕业，到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任教。1955年，在全国高校结构大调整中，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南迁上海，与交通大学造船系等共同组成了上海造船学院。何友声回到了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在工作中，何友声开始思索那些曾在大学期间困扰过他的问题，他开始结合教学实践，对一些小问题作别出心裁的尝试。在前苏联的教材中，有一整套用梯形法进行数值积分的面积计算方法，很完整，但精度不高。何友声试着采用一种名为辛普生法的方法来推导面积修正的计算公式，最初的结果太繁，难以使用，他只得另觅蹊径。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何友声终于找到了一种十分简便直观的修正方法，并据此写成一篇论文《辛氏法端点修正》，发表在1956年的《中国造船》上。论文发表后，何友声得到了许多前辈的嘉许和鼓励，该方法被收录在各种船舶设计手册和教科书中。这篇论文，给造船界留下深刻影响，这是中国人在国际造船界首次提出自己的方法，何友声也因此在船舶力学界崭露头角。之后，又发表了《关于超空泡螺旋桨》、《螺旋桨设计与主机配合》两篇论文，后者是国内首次提出螺旋桨设计必须与主机特性统一考虑的文章，得到造船界的好评。
1957年，根据国务院规定，上海造船学院又并入交通大学。同年，何友声作为交大的优秀青年教师，被派往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深造，并兼任研究班的党总支书记。进研究班之前，何友声缺乏学业上的正规指导，做研究工作主要凭兴趣、靠单干，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而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名师荟萃，在这里他听到了钱伟长的应用数学、郭永怀的流体力学、杜庆华的弹性力学、李敏华的塑性力学、黄茂光的板壳理论等课程。研究班的训练不仅使学员们打下了较好的数学和力学基础，更重要的是使每个人懂得了做学问的规矩和方法，这些都是老一辈科学家们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经验积累，十分宝贵。
钱学森曾向学员们谈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一些情况，让何友声深受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上刚刚兴起航空业，那时飞机的速度很低，该校的一帮年轻博士在冯·卡门教授的带领下，组成了一个讨论班，认真研读了当时航空方面的全部文献。他们把主要文献一篇一篇地精读，并进行讨论；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是常事。他们相互启发、探求、思索、验证，度过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终于弄清了问题和发展方向，然后把问题一个个加以解决，为航空和航天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这个组中的许多成员都成为国际航空界的权威。钱学森介绍的这些情况，给予年轻的何友声很大的启示，几乎成了他永恒的信念，至今，何友声仍热衷于通过讨论班来探索新方向、攀登新高峰。
在清华研究班宝贵的学习环境中，何友声珍分惜秒地钻研着，其间发表了论文《标称伴流分数平均法则的分析》，它证明了伴流分数中的一个命题，澄清了几种定义下伴流分数孰大孰小问题。钱学森在1961年访问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时，曾称赞他说：“诚力学班佼佼者也”。
艰苦创业，锻炼才智
1958年从清华回沪后，何友声即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上海市研制探空火箭的总负责，建立起代号为“106”的科研营，率领上百名技术人员进行资料收集、初步设计和委托加工工作，建成了火箭发动机试验台和管路试验装置，还在宝山县高射炮场进行了小型探空火箭的试射。不久，他又协助筹建探空火箭设计院的前身———上海机电设计院，参与建立了火箭设计的专业队伍。他还仿清华力学班模式，在全市举办力学短训班，亲自讲授空气动力学、高速附面层等课。
接着，何友声在上海交大筹建工程力学系，任系副主任，主持全系工作。他负责建立火箭弹体、火箭发动机、火箭发射装置、高温固体及飞行和气动力学5个新专业，为国防工业服务。几年之后，一支强壮的师资队伍成长起来，几十门专业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开了出来，各类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都保质保量完成；培养的学生，为上海市筹建华东力学研究所、上海探空火箭设计院（机电设计院）和机电二局输送了技术干部。那几届学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航天系统的技术骨干和部、局领导。
1961年秋，教育部组织南北20余所重点高校，设计飞航导弹，分南北两路，何友声任南路总设计师，组织11个院校共百余人作方案设计，历时3个月，后因故中途停止。
在何友声的科研生涯中，有一件事令他终身难忘。那是1960年初，我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英国开发了一种新型交通工具———气垫船。为了赶超英国，正忙于筹建工程力学系的何友声奉命在三个月内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气垫船，担任该项目总负责人兼总设计师。何友声率领百余名师生、技术人员及工人，开始了这场名叫“气垫船科研项目”的会战。
当时，会战机构的人员按营、连、排军事编制形式组建，何友声为营长，下设气垫船力学研究、船体制造、动力安装和传动控制四个连队。然而，参战的百余名师生除在一本画报上看到的英国气垫船照片外，对有关原理和细节一无所知，真可谓一片空白！
在研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就是功率计算难题。当时有人按动量定理推算，需使用2000千瓦功率的发动机才能使该艇垫起。何友声则持有不同看法，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修正和资料整理，根据空气动力学伯努利方程和大量的试验数据，他们终于推导出了气垫船气垫压力、密度与浮力的力学关系式，大家很高兴，内部戏称之为“何友声———杨文熊公式”。解决了这一关键性问题，又克服了其它的技术难点，他们终于在三个月内建成了重4吨、功率500千瓦、额定转速每分钟1800转的气垫船样艇。
在上海龙华机场试飞那天，校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来到现场，看着那个在毫无参照和经验的前提下造出来的4米长、2.5米宽、4吨多重的庞然大物，人们对它能否起飞心存疑虑。何友声对自己的理论推导和小模型的试验结果充满信心，一声令下，驾驶员开动了发动机。转速越来越高，当达到每分1600转时，噪声已振聋发聩，可气垫船仍岿然不动。何友声用手推了一下，似乎毫无动静。观看的人群大都急了，发出叹息声。何友声不急不躁地继续下令增加转速，未等驾驶员报出1700转，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动了”！船体出现摇晃，驾驶员慌张地加扳了一点油门，庞然大物霍地一跃而起。“成功了！”何友声回过神来，激动得连心都要跳出来了。大家顿时欢呼雀跃，高兴地喊道：“行了！行了！”4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何友声至今记忆犹新。那年5月，何友声他们将另造的小型模型艇送到上海科技馆展览时，恰逢毛主席前往参观。毛主席看了现场表演后，边称赞边用手比划说能否飞得更高些，例如飞过屋顶，飞越树梢。毛主席的称赞，是对所有参战人员所付出的勤劳和智慧的最大肯定和鼓励。
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何友声的才智得到极大的锻炼和发挥，这为他日后在科研、教学、管理岗位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杂家”与“采诸家之长”
何友声很爱好体育，办公室常挂着一套蓝色运动衣。“我上中学时，最喜欢玩‘手球’，那时每天都玩得一身大汗，心里还觉得非常有甜头。”中学时他虽不踢足球，但因对足球非常喜爱和担任班长的缘故，被选为足球队长，每次比赛负责指挥布阵，为球队出谋划策。
大学毕业后在大连工学院任教时，他迷上了滑冰，这一爱好让他摔了不少跟头：“摔着摔着居然就摔出感觉来，不知不觉学会了。”他还喜欢在冬天洗冷水澡：“一开始也觉得冷，就喊着‘一、二、三’硬着头皮往水龙头里冲，这样来回冲进冲出就能适应了。”他觉得洗冷水澡后精力特别好，工作效率也特别高，所以一直坚持着，直到近几年因身体患病遭家人反对才作罢。
他多年热爱体育运动，又是跑又是跳，医生让他改为每天傍晚慢走半小时。不过“运动瘾”一上来，他就不顾医生嘱咐，跑到足球场上去了。学生们看他是老人，不和他踢，后来他想出“瞒天过海”的妙招，等天色暗一点才去，学生看不见他的白头发，他才过上了踢球的瘾。
这位热爱运动的科学家喜欢看杂书，被亲朋好友戏称为“杂家”。中学时他就读了不少课外书，那时他最喜爱的是史记一类的史书，以及侦探、幻想和武侠小说。史书启迪他对人生的思考，而幻想类小说则使他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总想去窥探神奇世界的奥秘。现在他喜欢阅读哲理书籍，如佛教史等。他赞成老庄的“无为而治”：“‘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为，而是指不要干涉自然规律，我们搞科学研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何友声认为，对于科学家而言，勤奋比聪明更重要。他很欣赏学校里一位青年学者，搞科研时，问题始终放在脑子里，吃饭在想，走路也在想。何友声说自己也是这样，直到问题解决了才罢休，最开心就是问题解决时，“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学术上，何友声深受钱学森影响，推崇“探求”和“采诸家之长”的精神。他深感我国工科大学学术空气淡薄，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文汇报》上著文《论学术风气》，倡导学术应有不同见解的争鸣，应该活跃学术空气，以推动学科研究发展。在他的建议下，1962年在上海交大建立了一个跨学科跨学校的学术论坛，仿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创导的自由论坛，以沙龙形式举行，十余位参加者所涉领域包括结构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学和船舶结构等，但他们所谈内容则漫无边际，无所不有，比如探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等。
1963年，为了适应船舶航速提高的趋势，他又组织起船舶力学界第一个讨论班，校内校外人员都有，以空泡流理论为主体，每周活动半天，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讨论班成员有董世汤、刘应中、汤福坤等多人，鼓励各攻所短、评头论足、据理力辩、唯真理是从，迂腐旧习为之一扫。他们就国际上最新发表的论文展开分析，不到一年时间，大家就深入了解了这门新兴学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水平足可与同时的国外论文媲美，有的完全有资格位居世界前列。如当时国际上对空泡水翼的一个理论，证明过程很繁琐，需要好几页纸，而讨论班中的一名成员，却提出了一个半页纸的全新证明。讨论班存在的一年多里，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何友声他们常常饿着肚子热烈讨论，“一旦有所收获，就感觉不到肚子饿了”。正是这样的探求精神和努力，使得国内空泡流理论研究水平一跃而跻身世界学林。参加这个讨论班的成员，至今仍念念不忘当年论争和开心的情景，深感受益匪浅。此后，何友声还组织过“兴波阻力讨论班”“水波动力学讨论班”等，无不奏效。在这一基础上，他编写了《自由表面水动力学》讲义，首次将流体力学中具有自由表面这类问题汇集成一体，独创了一个新体系，并亲自讲授此课，深受学员欢迎和称颂，至今这门课仍是水动力学研究生的一门特色主课。
登上中国工程界的最高殿堂
何友声是我国船舶原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先后10余次荣获国家和部委级奖励，著有专著1部，发表和撰写研究论文、报告120多篇。
早在1963年，何友声就在国内率先开展水翼兴波的理论研究，他与合作者研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为我国水翼艇设计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与合作者先后发表了《后掠水翼理论》、《自由表面线性化理论相似律》、《水面下物体作任意运动的兴波阻力》等论文，在船舶力学界颇有影响。
1965年他被批准为研究生导师。“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因1963年在《文汇报》上发表《论青老关系》一文而惹祸上身，倍受冲击。年仅35的岁他居然被列为学校里牛鬼蛇神之首、反革命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在黑云翻滚的岁月里，他虽受尽污辱、迫害，被监督劳动7年，却始终乐观开朗，坚定自若，正气凛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何友声主要从事单一介质中的水动力学问题的研究，“文革”结束后，他深刻感受到，单学科的研究路线已经很难适应工程技术的发展，水动力学研究的对象已由低速进入高速，出入水、水气干扰等已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把触角广泛深入到了气动力学、相变、气泡动力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中。他的学术生涯也从此进入了新的高潮，他先后开拓了螺旋桨激振力、空化与空蚀、近水面物体非定常运动理论、出入水理论等四个研究领域，取得了几十项重要成果，发表了大量论文。
在何友声的科研生涯中，除了研制气垫船，还有一件事让他难以忘怀，那就是他曾经与合作者一起有效地减轻船尾振动，攻克了在国内困扰一时的造船技术难关。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自行设计制造的浙江沿海客货轮四艘姐妹船在航行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剧烈尾振，开航不久，连隔舱壁都震裂了，采取加固措施后，激振情况反而更为严重。江南造船厂和浙江海运局组织全国有关专家赴航行现场，进行大会诊。当时专家普遍认为，尾振是船身太单薄而功率又过大的结果。
何友声力排众议，根据实测的振动数据，认为这是螺旋桨空泡激振力所致。多数专家认为，在如此低速的船上产生空泡是不可思议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何友声根据当时国外激振力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见解，通过透彻的说理使与会者折服。专家们以此为据，对该船加装了减振措施，有效地减轻了船尾振动。
此后，他大力倡导开展这一新领域研究，国内很快建立起5个研究据点，及时追上世界研究潮流；中国设计的船舶尾部减振水平迈上新台阶，足与国外媲美。1987年他与王国强教授合作总结了自己和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螺旋桨激振力》，成为国内外第一本此方面专著，专供高层次研究和设计人员使用，获得国内学者和科技人员的高度评价。1992年此书获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部级）二等奖和国家教委优秀学术专著奖。
近年来，他解决了多层液体中物体作任意运动的理论问题，为飞行器在水波面上方飞行时的受力计算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国际公认难题的解决有所突破。他进行的导弹与鱼雷的水动力研究，不仅有力支持了水中兵器型号的开发，还取得了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在出入水理论方面，何友声与同事们不走国外的老路，独辟蹊径，应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建立新的模型，成功地模拟出各种复杂的水流动过程，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可应用于水下兵器出入水的工程计算程序开发工作，已为国防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国内高科技发展的需要，近年他还积极开拓流体力学和微电子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磁记录滑块飞行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进展，建立了国内从事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据点，发展出一种改进型等飞高磁头，动、静态性能优异，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文革”后第一批师从何友声的研究生、现交大工程力学系主任鲁传敬教授谈到自己的导师，由衷敬佩地说：“何先生在把握研究方向上是很有远见的。无论最早他从事火箭水下发射的研究，还是后来带领学科组进行水下兵器研究，以及现在积极参与民用建设中与水动力有关的环境工程、港口工程和率先进行流体力学与微电子交叉学科的研究，无不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由于何友声在流体力学、高速水动力学等研究领域的非凡建树，他获得了学术界同行的认同和信任，担任了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等重要职务。1995年，何友声登上了中国工程界的最高殿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学生取得成就是他的快乐
何友声以治学严谨著称。有一次别人反映某教师的文章公式推导有误，他不厌其繁从头到尾花了两天时间将所有公式重新推导一遍，证明确实有误，再转告该同事指出错误所在，并帮助分析出错原因。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即使在任校党委书记期间，他也继续主持研究生的近代文献讨论课，属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仍负责全面指导，规定学生定期汇报完成所布置作业和学习生活情况。对他们的论文选题，参考资料的收集，试验装置调试、测量，上机计算，撰写论文等各个环节都一一过问，包括到试验现场检查。每位研究生的论文，最后都经他逐字逐句修改定稿。
几十年来，何友声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说：“为国家培养新世纪的创业者、振兴中华的骨干，是我们高教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对人才培养有自己的一套心得，那就是管理要严格，治学要严谨，研究要创新，品德要高尚。
要求学生做到的，何友声必定身体力行。他对研究强调理论与试验并重，学术作风严谨；他告诫青年教师和学生，搞研究一定要遵守道德规范，实验数据要真实，引用论文要注明出处、作者，必须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绝不可弄虚作假。
何友声指导研究生选题，总是选择那些意义大、水平高、有挑战性并具有工程背景的课题，使学生明白力学研究必须与国家建设相结合、为发展经济服务，才有出路；在科研中，他放手让学生挑重担，注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实验能力、独立创新能力，使他们不断提高学术和研究水平；在工作和生活中，他注重培养学生坚韧不拨、谦虚务实、信守道德、团结协作的高尚品质。
有一名博士生在他的毕业论文答谢辞中写道：“多年来，何先生在学业方面的言传身教，生活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做人方面朴素至理的教诲，使我每每在苦行僧般的学习生活中感到奋发的动力及快乐的真谛。”这也是何友声许多学生的共同感受。
几年前，何友声一位上世纪50年代初的学生从武汉给他寄来一本自己的专著《中国造船史》，这位早已是大学教授的学生在信中说：“何老师，当年我的作业文理不通，谢谢您对我的批评，促使我发奋学好语文，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当年毫不留情的批评，成为了学生前进的动力。翻着那本文笔流畅、文史并茂的书，何友声很为学生的成绩感到欣慰和骄傲。
在上海交大，何友声是率先提倡并实行由著名教授面向本科生开设“概论”课的教授。多年来，他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直到近年来身体不好，医生要求他静养才暂停。他也是率先面向教师和研究生开设“文献阅读研讨课”的教授。这门课既锻炼学生的文献查阅能力，又使大家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动态。每次课上，由一位学生介绍自己查阅的本学科资料，然后大家讨论。1996年，何友声和鲁传敬到香港出席国际水动力学会议，看到了中国学者英语表达能力的欠缺，回来后，他们要求师生们在“文献阅读研讨课”上一律用英语进行专题讲解和讨论。不少学生都经历了从结结巴巴到比较流利的过程，口语表达能力在这里得到了明显提高。
何友声是建工学院流体力学学科的带头人，一向把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作为重要任务。他说：“教育工作者好比一个模具，如果自身精度不高，或不过硬，怎么加工出精密的仪器，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呢？”因此，在与青年教师的接触中，他常勉励他们境界要高，业务要精，要不断学习；强调青年教师要挑重担，互相合作，不要挑肥拣瘦。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他所在的集体同心协力，取得了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并成为全国高校从事水动力学研究的重点单位。一位曾经参与何友声、朱世权、刘桦等老师的课题研究的学生说：“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使我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精髓。”
年逾70的何友声近些年身体欠佳，做过胃部手术，但他呕心沥血，执着追求，只要能坚持，研究生照带，科研照做，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会通过电话指导。尽管年事已高，何友声仍尽己所能，为学校为社会多做工作。在1997到2000年上海交大“本科教学迎评创优”工作中，何友声担任了学校专家组组长。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带领一批专家不辞辛劳，走访于课堂、实验室，在教师与学生间深入调查，向学校提出许多中肯的整改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本科教学的改革和建设，为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的检查评估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世纪第一个教师节前夕，70岁高龄的何友声院士又一次获得殊荣，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面对同事的祝贺，这位在高教领域辛勤耕耘了近50年、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坦诚地说：“这是对我们集体的鼓励，成绩是集体获取的。我将依旧在教学与研究园地里耕耘，这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撰稿 郑茂）
（作者注：本文撰写于2005年，由何友声院士本人审定。我于当时接到采访任务，有幸对何院士作了深度访谈。在采访基础上，本文较多参考了鲁传敬、刘桦两位作者早间撰写的另一篇何院士传记。）